自残是不是假性抑郁（咨询师解读自残现象）-创业联盟

“感觉身体里鼓胀着某种邪恶的脏东西，在四处乱窜，就恨不能把身体割开了排出来，就像被这股子冲动奴役了一样，什么事都做不好，直到割下去，看到血流出来，感觉特别爽，想哭，又想笑，想大喊大叫，又有种空空荡荡的平静，像灵魂被释放了一样。”

一个曾割腕的当事人，在事后如此描述当时的感受。

自残的话题，似乎带有某种蛊惑性的诱惑力，伴随着非主流的横行而进入大家的视野，贴上叛逆、个性等等标签，慢慢发展成一种社会现象。而对做临床的咨询师来说，是碰上了最迫切的难题，很多时候，咨询师通过富于爱心的陪聊，针对性的关怀与宽慰，让当事人感觉“好了起来”，但过后，冷不丁的，又会再次重复，不断循环。这不但会给双方都带来严重的挫败感，其中蕴含的威胁，会让包括咨询师在内的知情人，全都如坐针毡、片刻难安。这种情形在咨询师身上一但发生，咨询中的主从关系，往往很快就倒转过来，不但求助者觉得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求助过程无非是不断重复的情感垃圾的排泄过程，助人者也丧失了找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。

我没有自残的经历，但是接诊过程中，屡次遇到相关求助者，虽然核心求助的问题不是自残，但在边缘性人格障碍、依赖性人格障碍、双相障碍、适应问题等诸多心理问题下，都会出现偶发的自残现象，而无一例外，自残基本都是发生在强烈的抑郁发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由此而很自然地得知，自残行为和抑郁心境之间，有很强的关联。

所以解读自残行为，一个很实用的切入点就是：为何抑郁会导致自残？

我的看法是，如果一个自残行为确实是由抑郁引发，那么，有两个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：其一，这种抑郁一般属于心因性抑郁，而非由器质性病变引发，或者最起码是心理因素对抑郁的形成有很大作用，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合理的、导向自残行为的心理动力过程；其二，自残行为的本质，是能让当事人获得双向满足的一场仪式，在这里，行为本身并不特别重要，重要的是行为带来的仪式感。我稍后会详细解读这种仪式感。

关于心因性抑郁，是在精神分析框架下的一种视角。

首先，我们知道抑郁的发生，是由于个体基于本能、经验，判定当下的生命状态已然处于一个很糟糕的困境之中，为了应对这种困境，得出这一判定的脑皮层部位，会勒令调控情绪的边缘系统，通过调节影响愉悦感的神经递质的浓度，产生一种弥散性的压抑感，旨在要求人停下手上忙活的工作，将注意力全部聚焦在这个困境上来，尽快想出应对策略。这种抑郁感，会随着困境的消失、或者解决之道的出现，而自行消失，因此，其本身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功能，并不属于病态，当然也不会引发自残行为。

其次，当感受到抑郁心境，去探究其根源的时候，却发现抑郁的强度和持续时长，都跟现实困境严重不匹配，有种无所指，或者不明所指的感受，那这种抑郁，就属于异常的、不健康的。这种情况属于病态与非病态之间的灰色区域，如果因为某些际遇而实现良性扭转，则会恢复到健康范畴，个人的承压能力也在这种扭转的经历中得到提升，而如果持续恶化，则会演化成抑郁症。在这种情况下的抑郁发作期间，会偶发自残行为。

最后，如果抑郁心境已经跟外部境遇无关，或者基本没啥关联，完全由无关痛痒的偶发事件、或者当事人脑海内的心绪运转而产生，汹涌来袭无法自拔，由于应付这种抑郁感就已经让人精疲力尽，进而注意聚焦能力、社会功能等也遭受破坏，这就形成了一种自限性的恶性循环，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心因性抑郁症了，属于病态心理的范畴。而自残行为最为高发的，就是这类人群在抑郁发作的时候。

探究其因由，我们认为心因性抑郁本质上，根源于一个叫做“假性自我”的概念，所谓假性自我，是指个体在心理发展过程中，屈从于外部压力，形成了一个迎合父母要求、社会期待的自我概念，同时潜抑了一个饱含着个体真实愿望的“真性自我”，假自我越是走向自我实现，真自我就越有挫败感和绝望感，进而引发抑郁。在这种视角下，抑郁情绪的产生，本质上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自我攻击的结果，大概是这么个心理动力过程：首先是人给自己设定了某种价值倾向，这种倾向规定了自己要达成什么样的人生状态才是有价值的、有品质的、能收获认可与快乐的，而什么样的人生状态则是失败的、品质底下的、必然结局惨淡的；其次，是人对当下面临的某些事件或者某种处境的解读，带有预示性意义，预示着自己将彻底脱离向上的人生轨道并堕入向下的人生轨道，这种悲观预期会造成人对自己当下表现的失望和对未来发展的绝望，于是弥漫性的抑郁情绪生成，并使得人的身心状态处于一种比较低迷的消极状态。

这种心因性抑郁，是由潜意识层面的自我攻击引发的，这必然伴随着内心关于“我”的概念的分化，一个可察觉的“我”扮演着严苛的评判者角色，另一个“我”满怀哀怨地接受苛责。抑郁症发生时，当事人能察觉到自己生命质量很低，进而造成对自身价值感、能力的悲观质疑，作为评判者一方，是很不满的，但是，这又同时是“自己对自己”的不满，所以一般转化为无可奈何的失望；作为被评判的一方，当然是对评判标准有诸多愤懑，但又没有足够的心理力量、法理依据等来对抗这种标准，会慢慢趋向于“非暴力不合作”的应对策略，这是很消极的应对方式，但也是无可奈何。当这种冲突愈演愈烈以后，两个角色都希望有个结果，不论怎样的结果都行，就是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。

这种冲突会引起极强的烦躁、无力感，进而诱发一种“死囚心态”，大概是说，如果一个人已经被判决死刑，且明确知道没有任何回旋余地，就会进入等死状态，在这种状态下，死囚反而会期望执行的时刻早些到来，因为等待的过程极其难熬。这种心态不止死囚才有，在生活尚未独立的青少年身上也很常见，一般是在犯了错误但尚未被揭破的时候，如果是成熟独立的个体，一般是倾向于能躲则躲，躲不过就勇敢承担，既愿意面对，也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做一些弥补，以获得原谅。但是尚未独立成熟的个体，很多时候没有足够强的心理力量来面对，出于对“惩罚”的惧怕，会希望事情被隐瞒住，但又有“因为欺瞒而罪加一等”的罪恶感，也隐隐间会莫名认定事情早晚会败露，隐瞒等于是自己提供了一个让事态持续恶化的发酵过程。这种状态是很折磨人的，所以当事人会期待着某种情况的发生，能终止这个状态，这种期待，也属于“死囚心态”的一种体现。

自残是这种局面的处理方式之一。

作为评判者角色，其来源就决定了它必然杂糅着家长、老师、榜样等诸多色彩，被当事人内化成一系列标准、期待，当这个角色，看到一个一事无成、劣迹斑斑的孩子，悲愤难耐，决定对此做点什么，且追求具有长期的、显眼的责罚效果，但又不能弄死。作为被评判的角色，既有无力抗拒这些“不合理要求”的愤懑，又处在“不知何时就会因为事态爆发而被毫不留情地被惩处”的焦虑之中，当事人其实是花费着大量的精力来逃避这种焦虑的，直到意识到这肯定是避无可避，就会转而对这种责罚充满期待，渴望责罚到来，因为实施了责罚，也同时意味着剑拔弩张的局面可以消失，责罚的过程，就具备了仪式化的象征意义，意味着事件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，意味着自我折磨的状态的结束。

同时，有抑郁倾向的人，他们长期受压制的自我，基本都比较幼稚，他既渴望这个责罚的仪式来终结对抗态势，又想要通过“自己因责罚而受到较大伤害或者风险”这件事来反向伤害施罚者，这有点像小孩玩消失，或者离家出走，背后的动因是对家长的不满无法释放，想制造家长的焦虑感、内疚感等，可以理解为一种幼稚的报复，所以会倾向于选择伤害程度、危险程度都较夸张的手段，就是自残。除了自残，这种幼稚的报复欲还有许多其他释放形式，比如情窦未开却刻意去谈情说爱，比如并不厌学却刻意不学习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种抗拒并不简单的“小孩和大人的抗争”，这只是表象而已，根源其实是“内心秩序和外部规则之间的抗争”，是对内外冲突的一种幼稚的、慌乱的、探试性的应对，其中也包含着自己跟自己的抗争。我们更关注自残，是因为这种行为最危险、最致命，也是一旦发现就最迫切需要处理的。

虽然个心理动力过程并不复杂，对“内心的分裂感”有过体验的人，都能很容易地理解这种内部角色抗争的情况，但是当我们作为局外人，尝试着去跟自残者进行沟通的时候，结果却往往很糟糕。

经受抑郁折磨的人，当其讲完自己的故事，如果外人的做法是劝解他，告诉他这都是没必要的，是自己为难自己，因为局面根本就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，这种时候，他会觉得他在对牛弹琴，对方完全理解不了他的痛苦，而把这件事简单地看待成“自己为难自己”；而如果外人尝试着站在他的立场，一起同仇敌忾地痛斥这个世界的虚伪与荒谬，他还是会觉得这是在对牛弹琴，把这件事简单地看待成“我被世界压迫与残害，所以我痛苦”。

而这种无法共鸣、无法沟通的挫败感，助人者也很快就会体验到，所以沟通就会陷入死局。

形成这种沟通死局的关键，在于一个叫做“平衡感”的概念，指的是某种生活状态，其中包含着我们理解问题、应对问题的整体方向的把控，是人们对加诸于自身的诸多期待、要求等等做了综合考量，进而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：让自己的生活处于某种状态，是最能兼容这些东西的最好的结果。我们会不自觉地通过不断地摸索、尝试，达到或者不断接近这个状态，因为这有这个状态，是最能满足各种期待、回避各种可预见的冲突的，也最能让我们觉得舒适，由此就能产生内心的平衡感。

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平衡感之中，抑郁患者也不例外，虽然过度的抑郁，本质上是不健康的、病态的，但这种状态却是他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，得出的“我也只能如此”的合理状态，这是一种自限性的困局，其中既有当事人无法适应外部从而被困住的因素，也有当事人不愿意去适应外部从而自己止步的因素，当我们开始思索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需要先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，就是人的“愿望、冲动、行为”之间的关联，很多时候是脱节的，并不严格遵守某种我们“默认成立”的一一对应关系，我的理解是，这大概就呈现一个“有些有迹可循，有些一片混沌”的内心世界。

在这种极难厘清的局面下，当事人的心态是很矛盾的，如果外人不去理解他，他会抱怨人们自私冷漠，如果外人试着走进他的内心，他又觉得，你懂个屁呀。

如果不能快速精准地找到他的痛点，并施以持续暴锤，这层心理防御是极难突破的，因为当事人决定倾述的时候，心态也是复杂的，既有想的到好的理解、支持、建议的愿望，也有要把情绪垃圾宣泄一通的冲动，如果沟通不能快速进入前者，就会迅速沦为后者。

在自残行为中，割腕是最为常见的自残手段。

我个人看法是这样，手腕处神经不密集，血管却很关键这个独特结构，让割腕具备了一种戏剧效果，类似于“在万丈悬崖边蹦个野迪，再撒泡尿下去。”这种紧张刺激，这种可能是毛毛雨，也可能凶险万分的紧张感，带着一股子狠劲儿，既能宣泄受害者忍无可忍的愤懑，也能很好地达成反向报复的效果。

如果是扎手指，就没了这种效果，更像是责罚而不是惩处，如果是扎心，也没有这效果，除非极端情况出现，审判者角色和被审判者角色，追求的都是一个自我惩罚的仪式，而不会求死。

不管怎么说，上升到自残这种程度，心理问题已然很严重了，而且当事人确实是时刻处在高风险之中，应该尽快找咨询师进行心理干预，尽快解开心结，扭转身心状态。